解读最新《商业秘密司法解释》五大亮点

随着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部分企业或者个体试图通过侵权方式获取不当利益的动力日渐增强;反应到司法审判领域,就是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数量明显上升,案情也愈发复杂化。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于一些程序和实体的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裁判指引,导致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时所依据的标准不甚统一。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正,规定了“接触+实质上相同”原则,旨在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加大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但同样缺乏对于侵权行为的具体认定标准。2020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审理侵犯商业秘密相关司法解释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20年9月10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商业秘密司法解释》”),自9月12日起施行。本文将选取其中突出的五大亮点进行解读。

一、详细列举了作为商业秘密载体的信息类型,扩大了商业秘密的客体范围

《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一条详细列举了一般可能被认定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信息类型。本文就技术信息中的“算法”和经营信息中的“客户信息”进行讨论。

关于技术信息中的“算法”,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权利人通常将源代码作为主张的商业秘密,鲜有主张算法的案例。《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四条进一步明确了“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新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结合上述两个条款来看,如果权利人利用从开源网站上获取的源代码通过具有独创性的算法形成了新的程序,也应当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新信息,其中的算法或者最终形成的程序都应当可以构成商业秘密。但由于算法作为抽象指令,依赖于实际的程序语言予以体现,在证明实质上相同时可能存在一定的举证难度,因此可以以包含算法在内的程序作为权利客体加以保护。

关于“客户信息”,《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均属于客户信息,相比于此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删去了要求对客户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的规定,实际上扩大了可以被认定为经营信息的客户信息的范围。例如,权利人即使仅仅通过技术手段、调查表格等收集了不为其他竞争对手所知悉的客户信息,也并未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或整理,也可以认定为经营信息。但是《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二条同时规定:“当事人仅以与特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主张该特定客户属于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即权利人仅凭长期交易关系不能主张权利,还需对自己收集相关经营信息承担举证责任,这也体现了《商业秘密司法解释》在扩大商业秘密客体范围的同时,也保护和支持合理的商业竞争。

二、明确了“为公众所知悉”的情形,降低了“非公开性”的认定标准

商业秘密三大特征之一为“非公开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此前对于“非公开性”仅有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这一原则性判断标准。《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四条在上述基础上,承袭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07年《司法解释》”),对于“为公众所知悉”进行了细化,将一般常识、商业惯例、观察即可获得的信息或者已经在公开媒体、公开场合或其他公开渠道在先公开披露的信息排除在商业秘密之外,实操性更强。同时明确规定了利用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可以认定为具有“非公开性”,降低了秘密性的认定标准。

三、细化了保密措施的规定,确立了默示保密义务

《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了人民法院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标准,应当根据“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进行判断,并在第六条详细列举了各种可以认定为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的情形,包括保密协议、保密要求、禁止或限制访问、对涉密信息区别管理等,实操性更强。

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对于合理的保密措施的认定,法院并不要求能够达到实际防止商业秘密被泄露的效果,而更侧重于权利人主观上有防止商业秘密被泄露的意图,并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践中,权利人可以将《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六条作为实操指引,对自身持有的商业秘密采取与之相匹配的保密措施,并留存相应的保密措施的证据。

此外,《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的突出亮点之一,是确立了默示保密义务。根据第十条的规定,保密义务并不限于合同双方的约定,还应当包括根据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的性质、目的、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可以推定被诉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此种默示保密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义,例如针对核心技术信息、技术模型、独家配方等,接触上述信息之员工均应当对公司负有保密义务,而无需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在实际诉讼程序中,如果双方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保密义务,权利人可以尝试从默示保密义务出发主张商业秘密具有“保密性”特征。

四、扩大了行为保全适用范围

原来关于在反不正当竞争中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法律依据,其中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不立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即足以损害申请人利益的,应当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况紧急’:(一)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即将被非法披露;……”

《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将这一范围进行了扩张,规定了“试图或者已经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等可能致使权利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都可以申请行为保全措施,扩大了行为保全的适用范围。例如,商业秘密已经被他人非法获取但还未披露、存在一定披露可能性的情形,一旦相应的信息泄露可能给权利人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根据《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权利人也可以申请行为保全。

五、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接触”和“实质上相同”的认定标准

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接触+实质上相同”原则,在权利人提供了商业秘密被侵害的初步证据之后,将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一方,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但是对于何种情形下,何种行为能够被认定为“接触”和“实质上相同”,却没有具体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也缺少相应的裁判指引。《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采用“列举+兜底条款”的形式分别就“接触”(详见《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和“实质上相同”(详见《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的具体认定标准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权利人可以将相应的规定作为实操指引,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注意搜集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商业秘密司法解释》较07年《司法解释》而言,内容更丰富具体,为司法裁判提供明确依据的同时,也为实践中权利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采取有效合理的措施提供指引,对于司法实践中加大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打击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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